国外大学学位分等级吗？
因为美国著名大学——哈佛大学而引发的人才培养模式思考。
近几日，因为美国著名大学——哈佛大学而引发的一系列新闻事件，让国人对于“哈佛”字样高度关注的同时，却也引发了国人的一番深思：国内的人才培养如何与国际成才标准接轨？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？什么样的人才才是世界需要的通才？
事情缘起于2011年4月，剑桥大学、伯克利大学、斯坦福大学、哈佛大学等世界十余所著名高校的900多名学生联合签字，公开谴责各自大学对其学分认证制度。这些学生向校方提出，承认并接受学生各自学科领域内获得的最高学位等级。
在美国，学校会以多种方式对修读学士学位的学生进行考试，学生可以多次考试，以最低的一次考试分数来计算学业成绩，但许多学校会要求每个学生提交一份课程描述。成绩优秀的学生还会被授予荣誉学士学位。
然而，类似的活动也曾发生过。去年9月，包括剑桥大学、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在全球50 多所名牌大学组成的“顶级学府联盟”中一些学生和学者也曾因为类似原因提出过类似抗议。这些学生认为，这些大学虽然对于参加大学的“一维制”的课程学习的学生实施考试，但同时也鼓励教师对自己科研课题下的学生进行考试或评审工作，以评定学生是否合格。考试可针对一门课程进行，也可针对整个学习计划或研究工作进行。考试形式可以是一次论文、实践操作或口试，研究生考试还可以是发表学术论文或专题演讲。学生可以多次参加考试，以最低一次的分数计算学业成绩。对于学生而言，这无非是一种“锦上添花”的作用；而对于大学而言，则是一种节省资源、提高评价效率的“激励”制度。
如果将目光投向世界高等教育的最高殿堂——清华北大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即使是这些国内最顶尖学府的顶尖学生，也有“一考定终身”的痛。
例如，2009年，北京大学信息管理专业一位名叫石文茜的优秀毕业生，就被誉为“最牛的毕业生”，原因就在于，她的毕业论文获得94 分的成绩，成为北大本科毕业论文的最高分。而同校同专业的一位名叫于飞鸿的本科毕业生，因为对论文不满意，在刚刚收到论文成绩单的那一刻就立即返回教室，重新认真补做论文，力求做到完美。经过重写，于飞鸿的论文最后也被打了93 分的高分。但是，对于两位北大最优秀本科毕业生而言，她们的痛苦却并不是由于论文“不及格”而造成，而是由于论文“特优”而引起：北大规定，本科毕业论文每学年进行一次评选，被评为“特优”毕业论文者，直接获得国际翻译人才“翻译专业资格”认证考试的资格。然而，这种“特优”论文的平均成绩必须达到90分以上，而且论文必须有两位副教授以上职称的专家予以认定。正因为这种“一考定终身”式的论文评价制度，限制了北大最优秀学生的国际交流机会。
其实，不只是北大，包括清华在内的中国所有大学都在实行一种“一考定终身”的本科毕业论文评价制度。像“南京大学社会学院2008 届毕业生张佳琦的毕业论文《宗教哲学视阈下的耶稣形象研究》，得到95 分之高。然而，由于南京大学的规定，论文的平均成绩须达到85 分以上方能被评为优秀。最终，张佳琦的毕业论文虽获得校评委的一致好评，但其最终成绩却被定为‘合格’。”就是这种“一考定终身”的成绩评价制度下，中国大学最优秀本科生的痛苦现实！
对比国外名牌大学对于本科学生的评价制度，我们不得不反思：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今天，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自己的学生？我们又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？
由于培养目标与评价制度的不明确，我国本科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上，存在过于重视专业知识和技术教育，过于注重“专才”培养，而其人文素养教育则明显不足的问题，以致于“技能单一、应用创新能力缺乏、缺乏继续成长的动力和人生定位失误率较高”的“高级技工”型本科人才，是我国本科层次人才的主要类型，“高工高知”复合型人才极为匮乏。
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哈佛大学事件的背后，正是一种人文教育精神的回归，一种新型高层次通才育才理念的全新探索。我们也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：我们培养的人才，如果连自己最宝贵的四年本科时代都没有让自己学有所长、学有所博的机会，如果连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客座教授和知名学者都算不上，如果连对自己专业领域未来的发展趋势都没有足够的能力把握，我们又怎么能够对祖国、对社会有责任感？我们又如何能够传承人类社会优秀文明成果？我们又怎么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全球化的市场竞争？显然，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。